照理说，享受了开放二十年的巨大好处，加入世贸，应是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，可是，素来喜欢阴谋论的人，不甘寂寞，在中国入世谈判的每一个阶段，谈判代表们遇到的困难，除了来自谈判对手的刁难，还有国内部分民众可能的反对声音。所以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如果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，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，力主中国入世，中国的入世谈判，至少要再迁延几年。

  国人向来缺乏契约精神。受益于开放的扩大，中国的贸易顺差，进而国家外汇储备一天天增加，大部分人认为，这是中国人能干，聪明，别国有求于中国的结果。如果加入世贸，中国必定会受到规则的制约，也就是外国的制约。阴谋论者说，世贸是某某国家的附庸，是某国说了算的。其实，国际贸易的灵魂，是自由和平等。长期看，贸易平衡，才是正道。贸易顺差，只是暂时现象，将来势必要增加进口，出口的目的无非就是进口罢了。顺差本身，不是占了任何便宜，而逆差，也不就是吃亏，否则，美国几乎年年贸易逆差，岂不是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？而这些年来，中国也终于体会到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弊端，正在想法消除。

  贸易最怕的，是只关注短期利益，只单方面关注自身利益，而忽视长远的、相关各方的利益，而这样获得的短期利益，是不均衡、维持不下去的。贸易所追求的，不是一方盈，其他人吃亏，贸易的最差结果，是有人赢，但其他所有人都不亏，而贸易的一般结果则是，各方都赢。而多赢，是在各方形成了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之下，也就是在契约之下的才有的结果。

  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，随着经济规模，以及进出口规模的扩大，我们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和麻烦，绝非游离在世贸之外所能解决的。最近几年发生的中美轮胎特保案等案例，如果没有世贸的争端解决机制，我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应对办法。

  更重要的是，国际经济形势随时变化，新规则不断出现，如果不加入世贸，不能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，迟早会出现被其他贸易伙伴漠视甚至抛弃的局面，有谁不希望和长期值得信任的伙伴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发展贸易呢？

  还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加入世贸，国内诸多改革的推进，将十分困难。加入世贸，是庄重的国际承诺，国内的妨碍市场机制运行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，就可以借此打破，可以大大缩短各方争论不休、博弈不止的过程。

 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加入世贸，当然也会有代价，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很大。这时，就要看付出代价是不是值得。世贸的某些规定，如碳减排，绿色环保，代表的是未来世界的趋势，也就是大势所趋，那就是值得的。

  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：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、FDI（外国直接投资）、热钱流入。我仅以外贸顺差来说明，FDI和热钱的流入，原理是一样的。

  企业和个人赚得的外汇，过去必须悉数卖给央行，现在，可以自行决定，是卖给央行，还是自己保留。央行把企业和个人手里的外汇买过来，按规定汇率付给前者等值的人民币。企业和个人就可以用所获得人民币，在国内市场购买商品或者资产。而央行获得外汇后，就去购买相应的外币资产。这些资产，包括外国国债（如美国国债）、黄金、股权资产等，这就是外汇储备。外储不是外汇，这是两个概念。

  问题是，那些获得外汇的企业和个人，本该用这些外汇去国外购买商品（和资产），因为外汇对应的商品，本来就在国外。现在，他们把外汇换成了人民币，这些新增人民币，或者说这些企业和个人，就占了国内消费者的便宜。比如，本来市场上，有1000件商品，共有1000元的货币，则一件商品价格是1元钱，现在，某人突然增加了1000元，也来购买商品，则每件商品的价格就成2元了，所有人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一半。

  当然，这些企业和个人，并不觉得自己占了便宜，因为他们付出了外汇，获得的是等值的人民币，毕竟，不能要求他们无偿把外汇上交央行。

  在理论上，央行获得外汇后应做的是，用这些外汇，去国外购买商品，然后拿到国内市场上来，与国内增加了的，等值外汇的人民币相对应。这样，总的货币供给量与总的商品量重又均衡。消费者的损失，从总体上得以补偿。可是，起码在十几年前，多数人还把巨额外贸顺差看成是好事，如果央行可以把全部的外汇买外国商品，就没有顺差了。其实，贸易逆差和顺差，都不好，平衡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以中美贸易为例，假定中国顺差，美国逆差，结果就是中国拿到美元，而美国则拿到了中国实实在在的商品。美元，说得难听点，只是纸片。美国人只要印刷美元纸片，就可换到需要的商品，简直空手套白狼。你说，顺差好么？

  那么，外汇储备究竟属于谁？近日《人民日报》有篇“外储不适合无偿分给民众”的文章，说外储是央行的资产，因为它体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。但是，央行本身并不生产任何财富，它不过是拥有货币发行权，用人民币这种负债，去交换企业和个人手里的外币（外国央行的负债）。理论上，央行这种持有所谓的资产的方式，只是暂时的，只有当用这些外汇买回相应外国商品，投放到国内市场上，才算是实现了这个交换行动的目的。

  可是如前所述，我们没什么可买的，除了风险难控制外，还有两个原因：我们有意控制进口，鼓励出口；由于政治经济原因，外国不愿意卖给我们商品，比如美国，口头上对自己的逆差表示不满甚至愤怒，其实，内心却是欢喜的。所以，央行拿到的外汇，主要部分购买了外国资产，这也是国际惯例。不正常的是，我们外储过多。一般认为，外储规模，只要能够维持3至6个月的进口即可。太多，就有损失了。

  最近五年，全国城市房价一直在涨，京、沪等“一线城市”甚至翻番。不过，在这同时，预言房价即将下跌、崩溃的言论，不绝于耳。虽然一次次失灵，不少人借此成名，博得“百姓经济学家”，“有良心的学者”的称号，更有人以房价涨跌设赌局，吸引眼球。

  普通居民的收入，这几年并无明显增加，起码远低于GDP增速，面对迅速上蹿的房价，只有祈祷的份。房价将暴跌的言论，迎合了他们的心理，不啻一种安慰。但是，凡是听从了这些人言论的，都后悔不迭。这难道算是“有良心么”？

  今年的房地产调控力度，前所未有，4月和10月，政府两度出重拳，遏制需求，打击投机，提高购买门槛。所以，加入预言房价下跌队伍的人也愈多。然而今年的房价依然在涨，从未真正掉头。中国社科院最近有报告说，今年房价大约涨15%，严重被压抑，明年或将出现报复性反弹。

  断言房价下跌的人，即使不是“忽悠”，依据主要是房价过高，泡沫过大，也属于泛泛而谈。有了过去的教训，相信他们的人，越来越少了。

  恰在此时，某大学一份研究报告出炉，运用理论、数据和模型，得出的“科学”结论是：明年上半年，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将下跌20%。具体时间和幅度都有了，言之凿凿，这份报告和写报告的专家，旋即成了媒体宠儿。若说忽悠，纯粹发泄感情，你可以不信，科学预测，你还能不信？我要说，即使是“科学”的结论，也不必太在意。因为预测房价，与科学无关。

  当前，中国的住房，已不只是商品，而更多具有资产属性，有太多因素影响房价。而科学，是用数据说话的，但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之一，是人的心理，如何量化？随时可以变化的制度因素，如何用数据表示？而如果忽略了这些，不管数学模型如何漂亮，计算如何精确，其结论，本质上一定是离谱的。

  简单说，房价预测的数学模型，就是把房价看成是可以数量化的一些变量（如收入、税收、利率等）的函数，用线性回归方法，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。可是，房价和某些变量有关，具有相关关系，但并不一定有确定的因果关系。说得难听点，数学家完全可以建立模型，作关公和秦琼的相关性分析。

  不信任一些人胡扯，你就是在进步，不迷信专家唬人的研究报告，你才真正成熟。

  中国城市的房价高，绝非技术因素决定的，而是制度因素。为什么调控政策这么严厉，却难以产生明显效果，就是因为制度性因素未改。

  比如土地。正常情况下，地价是房价的基础。土地实际是地方政府的财神爷。有人说土地“招拍挂”制度比无偿划拨好，可以避免暗箱操作。可是，招拍挂下的地价，一定是天价。因为地方政府有人为限制土地供应的冲动，而资金实力庞大的央企们，正好可以一显身手。做地王，虽然在舆论上是过街老鼠，而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，却是值得骄傲的。今年“两会”之后第二天，北京便出了三个“地王”，全是央企，一时群情激昂，国资委不得不下令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开发领域。可是，直到目前，还没有一家退出去。

  金融危机之后，各国均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，中国则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不过，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，与别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，有个重大区别：只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，而基本没有减税，其他国家则是增加支出与为企业和居民大幅减税并举，这其实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本义。为增加总需求，增加支出十分必要，但减税则可为企业和居民减轻负担，与支出增加产生叠加，增加总需求的效果更为彰显。

  中国经济面对复杂的环境，不过，大家在一点上，已取得共识，即必须调整结构，实现经济转型，更多依靠内需。相应的，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，增加居民收入，尤其是劳动所有者的收入。最近的新一轮物价上涨，也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号。4万亿之后，没有了大笔的投资，经济增长依靠什么？减税势在必行。

  GDP是一国的总产出，也是总收入，它将在政府 、企业和居民间分割。今天，中国的GDP总量已然世界第二，具备了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。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，远远超过GDP的增速，企业所得的部分基本未变，这导致居民收入增加十分缓慢。要增加居民收入，从结构上，就要减税。这几年零星的减税也不少见，但效果几近杯水车薪。因此，现在是到了转变观念，大幅度减税的时候了。与经济结构调整一样，减税就也要实行结构性调整，减少增值税是必要和可行的。

  中国现行财政收支结构，是1994年奠定的，那时，财政收入规模偏小，财政体制的意图是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，实行实际上的重税政策（也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水平较低）。因此中国的税制结构，既包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商品税类，也包括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得税类，而同时征收并都规定如此高水平税负的国家，实属少见。现在，16年过去了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达到了18%至20%的世界平均水平，如果再保持这种结构惯性，过不了几年，这个比重将达到不恰当的高水平。

  脱胎于原来产品税的增值税，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税，具有旱涝保收且全面征收的性质，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其纳税人。但由于机制设计的原因，增值税，名义上由企业缴纳，实际上，完全可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，具有抬高商品价格的作用。如能逐步减少并取消增值税，则相当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，对扩大内需，善莫大焉。

  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09年预算数据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58673亿，增值税19326亿，虽然还是第一，但与十年前动辄占一半相比，重要性已大不如。同时，企业所得税（11845亿）、营业税（81455亿）、消费税（4434）、个人所得税（3982亿）正成为重要收入来源。除了税收收入，财政收入还有其他来源，如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、国有资本有偿使用收入、罚没收入等。

  不要小看这些非税收入，以行政收费来说，2008年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取消和停征了1207项省级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降低170项收费标准，涉及金额约103亿元。2009年，取消和停征了100项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涉及金额约190亿元。问题是，还有许多收费没有取消，仍在征收，2009年为1976亿。土地出让金，仅仅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一部分，2009年，其收入高达15000亿，所谓土地财政是也。

  在央行已加息一次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了18%的历史高位之后，多数市场人士都认为，中国已进入了加息和收缩流动性的通道，而加薪则应推后，因为加薪与加息的作用方向似乎相反。但是，笔者认为，在当前的条件下，加息和加薪并不矛盾，而且，加薪是更好的缓解通胀压力的手段。

  按照经济学家3%的标准，改革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只出现过两次称得上通货膨胀的时期，第一次是1985年到1989年，最高点是1988年的18.8%；第二次是1992年到1996年，最高点是1994年的24.1%。其他时期则是接近通缩的状态，尤其1998年到2003年，属严重通缩。这两次通货膨胀，有个共同原因：价格调整，第一次是放开价格，当时称为“价格闯关”；第二次是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新时期，由要素价格和服务价格放开所致。这两次通胀，当然有投资过猛以及总需求过大以及税收政策调整的因素，但让价格回归正常却是主因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三十多年来，中国还没有出现过“正常的”通货膨胀。毕竟，当价格被管制长久，一旦放开，出现大面积上涨，是完全正常的。

  我们正在经历的CPI上涨，有三个直接原因：第一，货币被动超发。在汇率管制状态下，央行货币超发，主要是经常项目顺差和游资进入境内引起的。如果把汇率理解为一种价格，这也是价格管制的后果。如果外部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，则他们与中国做贸易，让钱流入中国，则是占中国“便宜”的理智行为，其势不可阻挡。

  第二，农业生产机会成本增加。现在绝大多数制造品，价格已市场化，基本处于均衡水平，加之产能严重过剩，已不足以撬动中国庞大经济体的价格波澜。城市服务业和垄断行业的涨价，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经常进行的，市场和公众消化的能力和心理准备都比较充分，连锁反应不强。

  但农产品、食品的价格，一直处于低水平，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产品，过去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，教育程度低下，农产品价格低是正常的。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发生实质性改变。新一代农民，有了更多选择，要么留在农村，要么务工包括进城打工。在长期，农产品价格水平，就由其机会成本，即打工平均收入水平决定。另一方面，新一代打工者的文化程度、人力资源成本，以及工作效率，都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，而城市生活费用的上涨，进一步抬高了打工者的工资水平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趋势，早就开始酝酿了，现在则是爆发期。

  第三．游资炒作部分小品种农产品，进而引起相关食品价格的集中和突出上涨。大蒜、绿豆、糖、姜等被社会资金大肆炒作，脱离了商品属性，而主要变成“山寨版”金融资产。楼市在降温，股市风险巨大，负利率下投资成为大众的共同意识和自觉。而最好“讲故事”（如自然灾害，美元贬值，大宗产品价格暴涨、产品周期）的小品种，最适宜游资进入炒作。这些炒作，难以事先察觉，也难以查处和避免。

  所以，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察，这次物价快速上涨，并非空穴来风，也不那么可怕，甚至有很大的合理成分，是中国加速城市化、社会保障体系缺失、流动性泛滥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必须承受的转型之痛。加快改革，特别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、户籍制度改革、开放民间投资尤其是能赚钱的投资领域，才是化解通胀压力的治本之策。

  尽管中国经济十分复杂，但是，主要矛盾应该是清楚的，就是经济结构扭曲。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，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，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治久安。如果判断失误，把其他问题，如通胀作为主要的“敌人”，可能会贻误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。笔者不能同意“中国已出现或将要出现严重通货膨胀”的说法。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是两回事。通货膨胀是几乎所有商品价格同时上涨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现象。而据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、国家信息中心和上海证券报刚刚共同发布的“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”，在八大类商品中，六涨两降，显然不符合通胀的严格标准，这不是抠教科书的字眼，而是事实如此。

  通货膨胀的成因有三：需求拉动、成本推动和预期。先看需求，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拉动，每年投资规模和增速都非常惊人，比如今年前三季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65870亿元，同比增长24.5%。高投资当然会带来高产出。而国内居民收入，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增长十分有限，内需被抑制，多年来只能靠外需即出口来平衡、消化高产出，所以不存在国内需求过大引发通胀的可能。那成本推动又如何呢，部分原材料价格在上涨，包括进口价格上涨，会增加生产成本，但中国劳动力总体严重过剩，劳动力成本不会明显上升，而资金的实际利率也很低，所以企业总成本并不足以推动通胀的形成。既然需求和成本都不能造成通胀，预期就成了唯一理由。年初提出的管理通胀预期是未雨绸缪之策，这也是这次加息的主要考虑因素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价格上涨，而非通货膨胀。

  有人说，流动性过剩，票子发多了，也能形成通胀。这是对弗里德曼那句名言的误解，流动性造就通胀需要条件，即商品市场存在短缺现象。而中国经济的痼疾之一，却是产能严重过剩，即便是有钱有购买力，老实说，现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可以抢购的东西，因此储蓄依然是中国居民的首选。再说，央行可以让流动性充溢，但也可以收缩流动性，通过人为制造负债即央票就是很好的办法。9月央行发行了510亿元的央票，当月资金净回笼。另外，资产，如股票、房地产可以大量吸收流动性，总之，票子多了，不一定就通胀，这是当今经济不同于弗里德曼时代的新特征。

  不妨观察一下，那些疯涨的商品，多数是农产品，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，如果大量资金短期集中炒作，会造成人为紧张的假象，而且一时难以缓解，特别是那些该年度收成不足的品种更是如此。比如最近棉花、糖的急涨，都有这个特点。此时，这些农产品就具有资产的属性了。在市场流动性总体宽裕，又无处可去的情况下，棉花就不失为一种投资途径。这些炒作，难以避免，关键是管理部门信息要透明，单靠在市场上抛售储备是无济于事的。有趣的是，猪肉不在此次炒作的行列，很简单，它已被炒过n次，市场不再相信了。炒作是短期的，只要等待一段时间，泡沫自然破裂，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”。

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新政“国十条”实施以来，房价并没有如政策制定者和多数人预期的那样下跌，而是在经过一段蛰伏后，重新回归上升态势，成交量更是急剧放大，可以说，国十条“遏制部分城市过快上涨的趋势”的愿望又落空了。

房价不惧政策威胁，持续上涨，原因复杂，大体有三个：

第一，部分人太有钱，这是改革的结果，也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，有钱人需要投资，可是，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是，除了房子，没有什么能保值的，更别说增值；

第二，地方政府需要房价高。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，令大部分收入，比如税收收入的大头归了中央财政，地方收入很可怜，但是，地方的事权名义上越来越多，全是中央请客，地方埋单。地方政府既要保增长，又要有钱办事。找来找去，发现了房地产。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唯一真正卖者，卖地可以获得土地出让金，房子的卖价，又是地方的GDP，房价越高，地价也越高，地方政府就既可以保增长，又可以有钱花；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第三，国企的和央企太不差钱。最近十年，我们得承认，改革有某种放慢的趋势，一个表现就是国进民退，央企更是高歌猛进。金融危机的特殊阶段，更强化了国企和央企的地位和正当性。央企每年几千上万亿的利润，08年之前，一分不上交中央财政，而是自己挣自己花，完全忘记了它们存在的原因。这些巨额的资金，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房地产领域。几乎所有的央企都在搞房地产，诸如烟草、兵器、冶金科工等等。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无阻碍地圈地，做地王，甚至可以不听总理的话。要知道，这些央企的背后是谁在撑腰。

所以房价高，主要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，不改变这些制度，但从遏制需求，从信贷上遏制，是杯水车薪的。

   种种手段用尽之后，房价还是岿然不动，就要用杀手锏了。杀手锏，就是议论了好几年的物业税，现在叫房产税了。

    房产税1986年就有，但是，“对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房免税“，其实因为那个时候，个人根本没有拥有什么房子，房子都是国家的，单位的，不征不是对你照顾。

前几天，可能是因为大家议论纷纷，房价下不来，政府不能不给个说法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“负责人”发表谈话：近年来，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，商品房市场日益活跃，改革和完善房产税制度，对个人所有的住房恢复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，既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，也有利于健全地方税体系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。从国际经验及公平、规范的角度看，房产税应对个人所有的住房普遍征收。但考虑到这项改革情况复杂，拟先在部分城市对部分个人拥有的住房进行试点，恢复征收房产税，积累经验后逐步扩大到全国。

上海先凑了热闹，传说将在国庆后出台房产税细则，结果是讹传。

现在，征收房产税，是没有道理的。

  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意见》，即凡属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的事项，都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。这表明最高层对国企和国企领导人某些不当作为的焦虑和担忧，也是对公众不断诟病国企及其领导人的回应。

  在改革初期，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只是行政机关的枝杈，具体而微的事情，都要请示汇报，自己做不了主，更不必说“三重一大”这样的事了。国企老总，顶多也就是在用用车，吃喝上揩揩“国家的油”，占点小便宜而已。在整个八十年代，我们对非公企业网开一面，因为积蓄和压抑太久，一旦找到缝隙，便如春笋般冒了出来，真的是欣欣向荣，所有类型企业和谐共生，那是一个黄金时期。国企的领导们继续规规矩矩。

  到了九十年代初，国有企业整体经营每况愈下，“国企困难”成了全社会的口头禅，中央的政策是“抓大放小”，于是，众多的中小国企关、停、并、转，职工大量下岗，大型国企则“勉强度日”。问题就来了。

 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搞活大型国有企业，成了那时候全部改革的核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部分国企的领导人渐渐不规矩起来，他们借着国企改制之名，大肆捞取不义之财，所谓“郎顾之争”，争论的要害就是这个问题。

  国资委，是专门为大型国企成立的特别机构。从那时起，政策开始向大型国企倾斜，可说是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”：上市融资，包括海外上市、银行贷款、财政资金等等，均“唯我独尊”。经过重组改造，国企“浴火重生”。到2000年前后，国企终于越大越强。2008年有了反垄断法，但是它拿垄断央企也无可奈何，世界五百强榜上，垄断国企的名字一年多过一年。垄断者们发现，原来赚钱如此容易！

  国企的日子变得十分滋润起来。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，全世界都过紧日子时，我们这里的垄断国企们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每年数千，上万亿元的利润，羡煞中小民营企业。垄断国企的普通员工的收入都令人咋舌，更遑论高管。全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。只是国企的好日子，并没能带来全社会的共同富裕。以央企为例，央企的利润，从1994年到2008年，税后利润一分钱也不上交中央财政。每年数千，上万亿元的钱，遂进入楼市、股市，期市，哪里赚钱就涌向哪里。

  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知怎么地，国企的自主权，慢慢就真的落实了。国企的老总们，一方面依上市公司“惯例”，享有优厚的年薪；另一方面，也开始擅权专断起来，说一不二的领袖级人物，越来越多地见诸公众视野。人们时常把某个国企，跟某位该国企老总挂钩等同起来，这实在是糟糕的。

  国企的领导人们，似乎全然忘了，国有企业，终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，国企的存在，完全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，否则，社会何必忍受垄断之害。所以，国企的重大事情，如“三重一大”，根本不是企业内部的事情，而是公共事务，所以需要经过公共的选择，体现民意的要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组部关于“三重一大”的规定，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大一步。

  保增长、防通胀、调结构，这三者是什么关系，到底以何为重？

  提出保增长的背景，是金融危机之后，经济增速出乎意料地下滑。不过笔者以为， 1992年迄今，无论国际环境好坏，增长这个目标，我们从未失手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，劳动力资源充足，消费需求基数庞大。在技术扩散速度迅速的今天，所有的产业，最终都是劳动密集，而非资本密集，劳动力是生产的决定因素，所以对经济增速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对政府刺激增长的后果，则要有充分估计。4万亿刺激计划的主要投向，是基础设施。去年铁路投资高达6000亿，已出现严重过剩苗头，部分高铁没人坐。现在刺激计划正在退出，钢铁水泥不仅将重回产能过剩状态，而且还产生了新产能过剩，即铁路、机场等的过剩。更严重的是，这些基础设施，并没有带来长期的就业，没有引发乘数效应，民间投资依旧启而不动。

  再说防通胀。有很多人对下半年出现通胀表现出担心，媒体也在渲染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个别商品价格上涨甚至飞涨，跟通胀不是一回事。在产能过剩的当下，忧心通胀，多少有点杞人忧天。实际上，国人更多是在担心资产价格泡沫，但资产价格上升，可以吸收大量的流动性，降低通胀水平。目前房价正趋于平稳甚至小幅回落，而沪深股市上半年跌幅世界第一，对于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心，似乎也过分了些。资产价格泡沫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系，但跟代表通胀的CPI比起来，重要性逊色得多。何况，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手段很多，比如利率、准备金率、税率等等。

  跟保增长、防通胀的目标单一性比起来，调结构是个大题目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且常受既得利益者的掣肘。但是，如果继续拖延，尽管增长可以持续，可若到积重难返之时，恐就无回天之力了。

  眼下对调结构的理解五花八门，好像结构是个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比如有人把调结构理解成优化产业结构，有人理解成淘汰落后产能，发展新能源、环保和低碳产业，也有人理解成从外需到内需的转换等等。这些都不错，但都不准确。在笔者看来，调结构，是调整要素配置的权力结构，以及分配结构。

  产业结构，是要素配置的结果。一说优化产业结构，有人想的就是增加高科技产业比重。其实，高科技不一定就好（比如协和飞机速度最快，但是已经消失），就适合中国。因为要素配置的权力长期由政府主导，国有部门长期以低代价获得稀缺资源，如土地和资金资源，造成中国过早进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。这样的结构，对于一个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国家，并无多大益处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在钢筋水泥造成的GDP数字不断膨胀的同时，中国的就业始终没有根本改观，大学生就业难，便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
  现在各地都在热衷发展新能源、环保、低碳产业。其实，新能源不一定就是环保的，产品低碳，生产过程也不一定就是低碳的。比如风能发电，需要占用很多土地资源，风电机组的核心是铜，而铜的开采和冶炼过程却是高污染的。再比如多晶硅，生产中会产生有毒的四氯化硅。还有光伏发电，首先是技术还不过关，发出来的电价比普通电贵数倍。至于低碳，真正的低碳核心技术，都不在我们手里。在一窝蜂似地大干快上新能源、环保、低碳项目背后，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影子。因为时至今日，要素的配置还是政府说了算，只有随政府的指挥棒起舞，才能获得资源。